是因为范仲淹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从景右年间到庆历年间，不过短短十几年的光阴，勾当三班院的使臣，就从四千余人，增长至六千五百余人。
十几年，只拿俸禄不干活的人，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简直是闻所未闻。
不仅是吃空饷的人多了百分之五十，学士院、两省极其以上的高官，也从四十余人增至六十余人。
增长比例，也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同样的，京朝官也从不到两千人，增至两千八百余人，虽然增长比例略低于百分之五十，但也相差不远。
（数据出自张方平的奏疏，准确性应该没什么问题，而这仅仅只是中央的数据，地方上的冗员，可想而知）
冗官之害，可见一斑。
而庆历新政也是从整肃吏治入手的，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第一条就是明黜陟。
（黜陟：官员的升降）
改定磨勘之法（考课），也是庆历改革的重心，范仲淹以太祖、太宗朝为例，国朝本无磨勘之法。
祖宗朝以官员的实际政绩为参照，从而评定官员的升迁。
而现在，确实以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为标准，不限内外，不问劳逸。
此等考课，只会让官员失去进取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套用后世的话，遍数大宋，懒政者，比比皆是。
只要不做，就不会错，不出错，就能慢慢熬资历，排排队，分果果。
范仲淹提出的更易磨勘之法，以及重定荫子法，无疑是真知灼见。
然而，范仲淹的刀法不好，在蛋糕没有做大的情况下，简单粗暴的重定分配体系，严重的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惹怒了当朝最有权势的一批人，庆历新政，不失败才怪。
为了阻碍新政，既得利益者，一方面不遗余力的给改革派泼脏水，另一方面又极尽所能的排挤和打压变法派，分化、拉拢，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好巧不巧，宋仁宗又不是那等意志坚定的人。
耳根子太软的宋仁宗，一看范仲淹等人聚而为朋，后而为党，哪还敢百分之一百的信任？
失去了皇帝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