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他们做的最多的事便是几个人跑到新华书店门口， 然后把兜里买烟的钱都从口袋里掏出来凑到一起。
书店头天晚上都会在门板上贴出告示：“明天上午九时出售世界文学名著”， 告示所用的纸，只有32开那么大。
“有些书虽然那时候可以正式出版，可前几年还是被列在‘毒草’行列的，书店也不敢大张旗鼓的卖。但是架不住大伙愿意看啊，我们有时候早上八点到书店那里，已经排了至少一百多人的长龙，书店九点开门，每人限购两套。我们经常是一个班集体出动，等我们排完队买到书，后面的队伍已经增加到二百多人。
虽然排队时间漫长，可是人们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从那些年走过来的人精神之饥渴到达了极点，面对书本的兴奋是难免的。
那两年大家都是畏畏缩缩的，还会特意在这些新版书前的《出版前言》中，印上几句批判性的话语。比方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出版前言》中就把列宁批评托尔斯泰‘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之类的话搬出来，在《悲惨世界》的《出版说明》中提醒读者说‘这部名著仍有消极的一面’。
现在，这样的场面可很难能碰到喽！”
骆一禾罕见的像个老头子一样的诉说着前几年买书时的经历，言谈间尽是沧桑与怀念。
何平安慰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前几年只是大家在释放被压抑的情绪，几年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也是因为大家心中压抑的情绪被释放出来了很多。”
骆一禾把手中的烟头踩灭，“是啊，其实现在才是正常的。”
何平心中有句话没出来，小伙子还是太年轻，八十年代是国内文学界和出版界的黄金时代。到了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收到盗版的冲击，加上一切朝钱看的趋势，文学和读书这两件事已经逐渐被社会边缘化了。
今天是査海生和骆一禾在平县的最后一天，两人在作家村待了一个多月，也是时候回京城了，要不然女朋友都该跑了。
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图书城门口闲聊了一段时间，然后拖着行李前往火车站。
何平把他们送走之后，顺便去了一趟农业研究院。
办公区和生活区还是那片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