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为了帮助妻子张暖欣涉足电影，从78年就开始从文学插足电影，帮着张暖忻写《李四光》的剧本，他本来就是电影学院圈中人。
1979年他和张暖忻合作，写了一篇当时在圈内影响力极大的《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出“变革电影语言”、“摆脱戏剧化，更加电影化”，认为以往的电影都是建立在戏剧化的基础之上，影响了电影语言的研究，提出要“创造先进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美学”。
他当时是急迫要帮助张暖欣走上导演路，实现妻子的电影美学理想。
同样是这一年，谢晋拍了很有突破他自己意义的《苦恼人的笑》；他们的好友滕文骥拍成了诗化的《生活的颤音》；同在电影学院教书的郑洞天也已在筹备自己的影片。
所以李陀、张暖忻对《沙鸥》电影的重视和紧迫性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的变革已经落后于很多同行了。
这也是张暖欣写完剧本总是患得患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何平帮着李拓夫妻简单的提出了剧本里的几个问题，不能说是给了多大的帮助，但在他们身在庐山、无法审度自身的时候确实是起到一些作用的。
夫妻二人也没背着何平，在客厅里说着说着就开始探讨起来，何平在旁边看的颇为尴尬，自己对剧本创作只是粗通皮毛，很多东西都插不上话，又不好意思提出告辞。
正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张暖欣起身开门，“呀，阿城来了！”
张暖欣的声音透着惊喜，把外面的客人让了进来。
何平听见张暖欣喊出客人的名字，脑海中便想到后世那个大名鼎鼎的名字，联想到李拓也提过这个名字，想来是不会错的。
等来人进屋，何平看向他，果然是记忆中的那张脸。
他朝屋内望了望，“催命鬼不在吧？”
张暖欣忍不住笑了出来，“放心吧，昨天来过，已经走了。”
阿城放下了心，“那就好。”
阿城口中的“催命鬼”就是《中国青年》的编辑朱玮，准确点来说，只要是催他写稿的编辑都是“催命鬼”。
阿城此时刚刚年过三十，这时的他还没有写出让人惊艳的《棋王》。79年回京后，他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