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钱粮到蓟州以及辽东。
正统年间裁减了八十一艘， 现在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十八艘， 一年到头只拨出五艘海船下海跑跑辽东诸地。
其实不管搞海运还是搞漕运，最终都会作为任务摊派到百姓头上，不管造海船还是造漕船，全都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徭役。
而对百姓而言，最苦的其实也不是这一次两次的摊派，而是政令的反复变化。
到头来改前的活是他们干，改后的活也是他们干。
他们获得了双份的辛苦以及几乎没有的收获。
文哥儿在西北待了小半年，也见识过为数不少的徭役摊派，都是上头有任务下来就直接把人喊去干活，完完全全把地方上的百姓当成了可反复征调的免费劳动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竟还是合理且合法的。要不怎么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难怪那么多人宁愿把自家的土地投献给乡绅豪强来换取不服役的名额。
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光靠政策上的变革还是行不通的。
文哥儿离开老丘家的时候，抬手敲了敲自己的脑壳，少了几分来时的兴致勃勃。
李燿见状不由问：“先生怎么了？”
文哥儿道：“没什么，就是想到一些事。”
他没跟老丘说，自然也没跟李燿说，因为这本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事。
想要把广大百姓从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摊派苦役中解脱出来，自古以来都没人能做到。
细数史册之中的记载，哪个帝王将相的千古功业不是建立在这种把百姓当免费劳力的模式之下？无论是筑城池、建宫殿、修长城还是开运河，都是征调民夫与兵卒。
从汉初的《过秦论》到中唐的《捕蛇者说》，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可见虽然一千多年前就有人看到了问题并说出来，得到的结果却是贾谊仍旧放逐于长沙，柳宗元仍旧放逐于永州。
难怪李商隐要感慨一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不过这事儿也不能怪人皇帝不听你劝，人让你提点治国建议，又不是让你刨掉封建帝制的根！当皇帝还不能敞开了安排底下的百姓，那这皇帝当着有什么意思？
文哥儿转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