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借鉴旧位面解放军的经验，搞了一套“三打两分一保管” 的制度，也就是“炊事员专人打饭、打菜、打汤，分水洗手、洗碗，碗筷自行保管” ；又如专门给炊事员安排了统一查体，重新筛了一遍相关病史；或者用更加密集的宣传教育攻势强调常规的饮用水消毒和禁止喝生水之类，为的就是防止肠道流行病的爆发。
但是仗打起来就往往顾不了那么多了。成千上万的小部队分散在全省作战，即使在县城里的卫戍部队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执行清剿和巡逻任务的时候，食宿条件就更谈不上了，制定下发出来的卫生防病措施大多是一纸空文。即使是前线卫生制度整顿之后，傅良奇面临的情况仍是如此。
以疫情最不乐观的细菌性痢疾为例，由于药品不足，对患者的救治难以及时完成，不但产生了伤亡，还积存下来了相当数量的慢性患者，成为部队细菌性痢疾继发感染的隐患。归营途中的条件就不说了，互相接触传播根本就是无从避免的事情，回到营区后又只能隔离少部分患者，大量的患者无法隔离，很容易出现再感染和疫情蔓延。
“而且宋哥，最近疫情还出了新花样……你先看看这个。”傅奇良从怀里摸出来一页文件。
宋君行接过一看，是一封广东大区卫生委发来的电报：
1旅卫：午江电悉。穗亦见菌痢散发，前线应依中央新规留菌样查药敏，及时回报。刘，林。
“依中央新规留菌样查药敏……有必要吗？现在能用的抗菌药也没几种，这就算做出来药敏难道还有得选了？还不是一样用磺胺……”宋君行有点意外，所谓“药敏”，全称应该是“体外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是典型的抗生素时代的一种检验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可供选择的抗生素有很多种的情况下，把从患者感染灶取得的细菌样本在体外培养，加入不同的抗生素观察细菌对这些抗生素是敏感还是耐受。显然，这对于几乎只有磺胺可用的元老院来说并不是什么有用的检查。
“我之前给广东拍了封电报，汇报了一下这边菌痢疫情的情况。”傅奇良接过电报说道，“现在看来，广州也出现了菌痢，只不过是散发。不过专门回电让我们做药敏可真是头一次……反正也是执行命令，我就做了个药敏，这一做还真发现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