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三天两头吐槽大明的“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现在却轮到大明的官员用这套来评说自己了，杜易斌不由略觉得荒诞。
当然，杜易斌并不奇怪，虽说宋应升在明末也算是少有的有良心有担当的官员了，但依然还是旧式文人，虽然起于“耕读”，但是本质上还是“治人”的思路，把百姓视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劳力者”而已。
这种“劳心者”的傲慢，即使在21世纪也很常见，不过21世纪的生产力非常发达，教育极大普及，使得许多“劳力者”也能按照“劳心者”的思路去考虑问题，构建起新得鄙视链。
而在17世纪，象宋应升这样地方上的家族中有功名，出仕过得“耕读世家”，对普通百姓的态度亦不过视为蒙昧愚顽之徒。宋家兄弟这样的，还多少有些“仁心”，若是遇到“贪官”或是“酷吏”，那普通百姓在他们眼中，真连蚂蚁都不如。
别看他们也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则操得是“大禹治水”的心，换而言之，他们并不关心水怎么样，只是关心水能带来多少利益和如何的避免水患。
尽管跟自己转了很多天，这旧思想的根子岂是这么容易就能挖出来的？要不是看在宋家兄弟都是17世纪少有的实干型人才，品性操守也是靠得住的人，他才懒得在他身上花这么大的功夫。杜易斌咳嗽了一声，用眼神制止了陆橙等人，让她们别那么激动，和颜悦色道：
“宋先生此言不妥。自古男女人伦便是大事。何来小题大做之言？”
这句话先来个金钟罩，否定他的“小题”之说。毕竟延宗续嗣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人伦道德观。
果然，宋应升不再言语，杜易斌又道：
“我们的相亲大会在海南已经举行了很多次，不管是参加的人数还是提供的场地和规模各方面都比广州这次要大得多了。如果不是因为广州光复没多久，很多事情要优先处理，那广州市的第一次相亲大会就不会这样简单和草率。”
杜易斌这倒不是在说大话，要论热闹隆重，不说临高这样的“行在”，就是高雄也比广州强得多了。全是因为这“财政困难”闹得，他搞得这个相亲会也简陋寒酸的可以了。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和喜事，即使在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