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任阳山县便“降敌”了。然而眼下的局面“走为上”是办不到到来，阳山周边的各县先后降了大宋——这还在其次，要命的是各地的莠民趁着这个乱局纷纷当上了土匪，不但山里的“化外之民”出来劫掠，连谷地里编户齐民的百姓也摇身一变，在道路上拦截商旅，杀掠路人。两位县令要出城跑路，跑不出阳山县城就得当了“肥羊”。
彭寿安跑不了，周良臣也跑不了，县里的一干大小流官都没地方可去——他们不少人还拖家带口，没了大明的官威，出了阳山县城便寸步难行。
俩人和着城里的其他官员商量，大家忸怩作态假惺惺的谈了一番“生活艰难”，感叹了下“时局危困”，又哀叹“民生多艰”之后，便从“为民分忧”的角度，决定“归顺大宋，保得百姓平安”。
当下便拟了一封降书，表示阳山县衙上下“无不感慕大宋天恩，盼元老院如久旱盼甘霖”，愿为元老院“效犬马之劳”。
最后，自周良臣以下，阳山的文武官员不论大小，全部署上了名。彭寿安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有些手抖，颇有些“被迫从贼”的意味，一干人等署名完成，周良臣便令三个可靠的家丁带上这封降书，和使者一起星夜兼程赶回广州，将这封降书送给髡贼的大官。
家丁前脚出门，后脚衙署里的一个不知道是教谕还是典史的老头子抽抽搭搭的哭泣起来，接着好些人都跟着干嚎上了，彭寿安也跟着哭了好一会。
哭归哭，投降就好比欢场卖身，没卖之前心中万般煎熬，千种忧思。真得卖了也就那么回事了。没了大明，还有大宋，好歹有了个主心骨——也就是这点念想，让他们在瑶民的围困攻打之下能团结起来，支撑到黄超来救援。
收复了阳山，黄超并没有觉得太高兴。一来连山被破坏的很厉害，他预计中在这里补充粮食的计划完全破产——不但部队在这里难以补充粮食，还得从外地调运粮食来供养本地人口。二是这里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因为这里是穷乡僻壤，不论交通还是商业都极不发达，对外情报局在本地没有派驻情报人员，五山五行的商人也很少到这里。“澳洲人”三个字在本地知名度不高。这意味着他们在本地没有可以信用的人，只能依靠县衙里的留用人员。而元老们对留用人员向来是不太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