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正”“向右看齐”等几个简单口令后， 就再没发出新的指令， 只是背着手、攥着三尺长的白坯木的军棍，一小队为单位绕着转圈。有人探头探脑、动手挠痒痒，立刻就挨了一棍。
“没听到新口令，谁都不准动！”教官们凶相毕露，挥舞着棍子喊道。给伪明当过兵的人管这一套叫“杀威棒”，为的就是教这帮乌合之众听话。
这一站就是一个小时。中间敢动的每人都挨了一棍。有人体质虚弱的，站着站着就弯着腰吐了一地，回头也挨了一棍；还有人站得久了捱不住，向教官求饶，结果被揍到不敢说话抱头鼠窜，又被一顿乱棍揍回了队列里死撑着才算完，只有那些晕倒的人才能免于挨揍——拖到一边兜头浇上一盆冷水。
杨二东“见多识广”，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澳洲人是“来真得”，连偷眼去看都不敢，只能任由惨叫左耳进右耳出。半个时辰后，这场酷刑才算结束。
休息了半炷香的功夫，紧接着又是“立正”，教官们指派了临时的小队长和士官，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他们的脸，教了如何敬礼后抻着自己的肩章宣布：以后见到带臂章的人，不敬礼者统统十军棍、罚蹲两小时。这回一直站到了晚饭才解散，表现最差的小队全中队还要继续站到午饭结束，等大家吃完才准吃饭。
午饭是在操场上吃的，白米饭和杂烩菜糊管够。这杂烩菜糊是用大铁皮桶一桶一桶的挑到操场上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就是看上去实在没什么胃口。杨二东闭着眼睛吃一口：味道倒还不错，感觉里面有荤腥——到底有什么，谁也吃不出来。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之后又开始下午的训练。下午的训练又是队列训练——这时候考验才真正开始：教官们说的都是“新话”，而士兵们各操方言，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通用语言的话，那就是广州官话了。
除了少数“见多识广”的士兵——比如杨二东，他听得懂“官话”，所以这“新话”勉强也能听个六七成——大多数士兵听到“新话”就和外语的差不多。
这么一来，下午的操练就成为一种残酷的听力训练了。教官们只用新话发号施令，最多有一些肢体命令，一旦领会错误就会被军棍进行“精神注入”。
口令即听不明白，条令规矩多得要命，虽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