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眼圈都红了。我深感在卫生保健这一领域，我们要做得工作还很多。(ｂｑｇｅｒ)•(ｃｏｍ)
交谈中我感到这位妇女干部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有一股子把事情钻下去做到底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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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应我的要求，会计拿出了村里的土地和户籍档案。不但有详细的土地登记，还有略图。全村的耕地块非常整齐，是典型的我们测量员的作品。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首长的徒弟’丈量的。每亩面积完全一样。不再有大亩小亩的区别。”
因为亩的面积完全一样，在分地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好地坏地的问题，当时总得原则是“以产定数”，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坏地多分。考虑这样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户的总收入。
但是会计说这样实践下来问题很大。分到坏地的农户要投入更多的劳力去生产，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没有大牲口，种20亩好地都吃力，何况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种三四十亩！”会计说，“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就种不大需要伺候的红薯、杂粮。为了这分地的好坏，村里不少人有意见。要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好地坏地水田旱地，一亩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反而要公平些。”
关于这个情况，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村干部和村民反应，看来我们工作中“拍脑袋决策”还是太多了，对实际面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除了分地面积上的问题，农民的个人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出来，许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产，而天地会不组织生产他们熟悉的小麦、谷子、高粱，也不提供相应的种子和技术指导，许多农户就采取粗放式的种植，产量很低。
会计说移民一开始有怪话：种了一辈子地，现在还要几个南蛮子来当夫子，教自己种地。现在怪话少了，但村民还是很想种小麦。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农村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这一点，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这一点不符合标准化，但在农村的确有一定合理性。如何能兼顾到合理性又能坚持标准化，看来是一个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课题。
户籍档案因半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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