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同年相见，一路话题不断。看上去十分亲热。旁人若是不知就里的，还会以为他们是多年的老友重逢。
实际上，刘大霖和陈子壮之间并不算熟悉，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只能算是“认识”。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明代社会最厉害又最“铁”的社会的关系：“同年”。
明代士子，一生命运全系于科举中第，在考取进士博得官位之前，一般只能老老实实专研四书和自己选的“经”，揣摩八股文法。只有中进士之后，才能瞻京都之伟丽，览天下之名胜，才有了同年、师生、上下级的关系，获交“海内俊乂”。
明代的科举十分艰难，从秀才到举人这一道门槛，绝大多数秀才白首穷经一生都跨不过去。但是一旦跨过去，就是“逆天改命”，踏入了“缙绅”的门槛；如果继而客舱得意，得中进士，那更是成为云上之人。
正因为明代士子将科举当作命根子，特别是大部分人平民出身，初入官场缺乏强援，更是不得不借助在科场中建立的座师门生、进士同年关系，铺开一张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式者尊考官为座师，自称门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同榜的都成为同年，“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兄弟”,素不相识的人之间有了同年的关系，就成了兄弟，祸福相依。倘若在同年关系之上还有同乡之谊，这关系就更铁了。
对有志于仕途的学子而言,这类关系既是一种情谊，也是政治资本，因此十分重视，往往亲如父子兄弟，以此为纽带结成政治上的派系，身处其中的个人既可能得益于这些关系，也可能受累于这些关系。但是总体而言，受惠于同年关系者的成分更大，即使败于朝堂政争，只要还能全身而退，回到家乡，凭借同年们构筑的朝堂和地方的网络，依然可以过着威风八面的缙绅老爷的生活。
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同年者都乐于往来交游，加强同年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开同年会，据说始于东汉。明代同年会以第一次最为热闹，主要是因为新晋进士全都聚于京城,同年会结束时，为联络感情，习惯按年龄顺序编纂一份名录，称同年录，由于是进士私下编纂的，又称私录。而官方编撰的登科录以名次排列，称为公录。由于同年进士职务时有变化，所以同年录“越数载必重刻，纪实履，契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