泳和李鹤轩商议，交给阿合马的条陈中详细介绍了L政策，着重讲了货币制度，让阿合马知道，保证随时足额收兑纸币、放出金贵金属，是建立纸币信用的前提，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能自由、足额兑换金银的纸币，跟废纸有什么区别？并不因为盖了朝廷户部的大红印章，一张纸就变成了黄金白银。
事实上，早在商品经济极度达的宋朝，人们就比威尼斯人荷兰人犹太人这些后世最精明的银行家，更早现了纸币行的基本准则，宁宗、理宗等朝，都曾用铜钱、银子大规模收兑出的纸币会子；并且规定百姓纳税，能交一半的会子这和现金银收兑纸币起同等作用。
但到了“灿烂辉煌”的大元皇朝，蒙古贵族和掌管财政的色目大臣，从来不是把行货币当作国家长期稳定的财政政策，而是搞竭泽而渔的一锤子买卖：无限量行纸币，尽量用纸币从民间收兑金银、铜钱、丝绸、粮食，能刮多少刮多少，不管修建宫殿、筹集大军粮饷还是赏赐蒙古那颜，朝廷只要没钱，就哗啦啦的印了纸币，到民间换东西。
没过多久，老百姓就不认中统钞了，这玩意形同废纸，各地官员却把弯刀架到他们脖子上，逼迫百姓收下废纸，同时抢走他们的财产直到现在，百姓们都学会了如何藏匿自己那点可怜的铜钱、粮食，并且不断有税务官、色目总管莫名其妙的在下乡征税途中被割断了脖子，蒙元朝廷才在大汉金钞通行全国的刺激下，想起了恢复货币信用的问题。
马可罗曾经赞誉阿合马为“全蒙古帝国最聪明，懂得一切财物会计方法的席财务大臣”，他当然明白保证兑付，对于货币信用的决定性作用，可中统钞如此之烂，期新币只怕要一比一的准备金显然百姓在拿到钞票的第一时刻就会把它兑换掉，到哪儿弄这么大一笔金银呢？
金泳的第二个陈上，就是准备金的来源问题。江南的富商大族，只要及时投靠了蒙元，或抱上了留梦炎、范文虎等汉奸的粗腿宋元交兵时就没受什么损害，反而因为卖身投敌，得到了异族赐给的“儒户”身份，得以减免赋税。
江南富庶，淮扬盐业、江西叶、景德镇瓷器、苏杭丝绸是天下最赚钱的行当，正好忽必烈以南人治南人，多任汉官治江南元朝的吏治，又为有史以来的最坏，战事一结束，富商们就和官员沉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