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书，和古文《尚书》相比根本就残缺不全。请求立古文经《毛诗》、《左传》、《礼》等古文经于学官之中。
只可惜啊……
刘歆的古文经没赶上好时候，经过他整理的经文可能是真的，但是没过几年，王莽掌握了实权，王莽为了便于推行自己的改革，便想到了『托古改制』，于是刚刚站稳脚跟的『古文经学』正准备大干一场，把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却因为王莽的倒台，刘秀的崛起，而突遭变故，尽数团灭。
此外，司马徽在东观藏书之中发现，其实在汉成帝的时候，还有一个姓张的，搞出来一百零二篇的《尚书》献给皇帝。皇帝命人从库房里找出当年孔安国的献书进行比对，发现同样的篇名却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所以至少在汉成帝的时候，古文经就已经是好多版本了，而且孔安国的版本，至少在汉成帝的时候依旧在皇室之中。
其实在历史上不仅是汉代有人假古文今文的名头搞事情，就算是到了后面的封建王朝之中，也有大批的人假借古人的名头，动不动就说是某某古人所作，实际上么……
关于这个古文今文的真假，一直是华夏文人的一个情结。在北宋年间，朝廷还专门写了一封国书发去朝鲜，让朝鲜找一找有没有古代，也就是宋代之前的古文经，有的就一定要送来。然后欧阳修老先生也写了一首诗歌，其中表示『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如果能谁能找出来，定然是感激流涕。从这个方面来说，也从一定的角度上证明了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从华夏起源发展出去的。
几千年来，华夏的流量密码就是『尊古』二字。对传统封建王朝来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时代愈古远，所说的话就愈权威，愈接近真理。
这个标准一方面带来了好处，『尊古』的精神刺激了华夏历史的蓬勃发达，也使得华夏的对于历史，历朝历代都很重视，使得后人还能读到这些千年古书。
另外一方面，这个标准也带来了坏处，在这些传统经文书籍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层层地解释，同时也是一层层依附古人说话。形成了『经、传、注、疏』的套娃形式，一层解释上一层，各层之间有着明确的诠释权力安排，下面一层的解释永远不会去质疑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