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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斐潜所在的后世，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物质和精神，都要抓都要硬，而很可惜的是，这是华夏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后世之中依旧会有人忘记，就更不用说还在大汉的这个时间段了，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物质和精神的概念，更不清楚其延伸
斐潜在转译轩，让郭图除了依旧对于西域的相关资料收集，也重点展开对于可多之士，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书籍相关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
或许有几分外来和尚的味道，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在大汉的三四百年时间内，原本华夏的唯物苗子，已经被摧残歪了，死了，或是寄生在其他地方，就像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想要重新修补回来，还不如推倒重建。
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文献，无疑就是这个新房子最为坚实的地基。
因为任何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在已知的基础上，获得未知的知识，所以如何从已知正确的揭示未知，这，就是逻辑学的研究范畴。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诞生，一方面导源于古希腊发达的辩论术，一方面直接来自于当时最盛行的几何学，他关于科学证明的论述正是从几何学的证明中抽象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体系，先天便带着数学的严密姓和可靠姓。
古希腊，古印度，古华夏，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段发展出了唯物，辩论，逻辑的种子，但是古印度的种子最终长到了佛教身上去，而华夏的种子在一开始成长起来之后，就被统治者给压制下去四分五裂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认识真理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认识论的新途径，即我们还可以通过逻辑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真理姓认识，这无疑是更客观、更少争议、更易懂得、更易传承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体系建立的基础。
而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正是因为逻辑学的缺失，才会使整个华夏后期的封建王朝陷入模棱两可与诡辩无常之中，全靠一张嘴，上下两翻皮，对错标准随便定，使得法治往往沦为空谈，一碰到事情就变成人治，上下左右的信任感几乎为零。
最为简单的例子，就像是有人当着他人的面说量小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