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刑律时， 参照的则是开皇中期的律法， 宽严并济，一条条捋下去，已经是一部非常完善的古代律法了。
至于刑律中产生的那些漏洞，并不值得去追究，因为以当世的人口数量，以及人们的局限，不会产生太多过于复杂的纠纷和案情。
比如说两人打架，没有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之下，根本不会报到官府，更不会产生是自卫还是互殴的辩论。
还比如说，你如果头顶有点绿，完全可以操刀过去杀了奸夫，官府将不与追究，如果你杀的是乡中恶霸，众人相护之下，也有很大可能逃脱罪责，也就说当世律法有很强的主观性。
反过来说，乡中豪望会很占便宜，如果与官员勾结，完全可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不受惩罚。
当然了，后来占据资源多的人也是占尽便宜，就不用指望当世的法律能约束住贵族阶层了。
能够约束住他们的其实是名声，信誉这些无行的枷锁，让世族们不敢做的太过，律法对他们而言，多数时候只是控制百姓的工具而已。
中原王朝的刑法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礼，法并用，而且礼在法前，上层知礼，下层守法，就是和谐社会。
大致上就是说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精神，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和后来西方人推崇的法律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律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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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恭仁所请，重定的则是天下之法，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事情也是巧了，何稠才刚劝谏一番，杨恭仁的上书便来到了李破的案边。
李破都有点怀疑是不是两人串通好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都和他的意图并不冲突，而且制定唐典也确实在他规划之内。
顺便他令兵部重新修订军律，正好也在设立折冲府，折冲府中又有学堂，军法将是府兵们上的第一课。
严格的军律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基础，若每一个军卒都能熟悉军律操典，令行禁止之下，战力肯定爆棚。
所以说，六月间的朝堂依旧一片忙碌。
此时陈孝意，裴矩，李靖，张云智等人在李破授意之下纷纷上书请建书院，李破一一诏准，并令国子监，长安书院出人奔赴各地，按照长安书院的模式在各地设立了四间书院。